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其遗留的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场旁边，但你可能正居住在比垃圾更具危害的毒地之上，因为你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几乎一无所知。

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

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原来就是一家化工厂，入市拍卖成为2009年的北京地王，经修复后建起豪宅。

毒地开发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退二进三”计划。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二环路)，进入城市边缘(三环路)；或者退出第二产业，兴办第三产业，这一计划使产生于50多年前“大跃进”时期的众多高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搬迁，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由于其地理位置往往优越便利，几乎所有的地块都被开发。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仅是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自2004年以来，毒地开发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陆续被曝光。2004年4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

2006年7月，位于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赫山地块施工中，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获救。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然而，见光的毒地属极少数，更多毒地在政府和居民毫不知情之下，仍悄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毒地对人体的危害，往往需要十年、数十年才会显现。美国原为工业废弃物垃圾场的拉夫运河，在1953年被填埋覆盖后开发成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24年后的1977年，当地居民频频发生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经调查后才真相大白。

中国面对毒地这一新污染问题，目前既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又缺乏事发后谁污染谁负责的处理机制，大体呈现“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动应对状态。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毒地的潜在风险也大大加剧，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情况、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经济和环境治理等手段解决隐忧，已然刻不容缓。

——编者

·上篇·毒地凶猛

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进入5月，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管庄乡，康泉新城二期工程工地上，挖掘机轰鸣作响，尘土飞扬。

现场一个被挖开的大坑足有20米深，负责土方挖掘储运的一位工程人士称，“还要再深挖7米，预计两个月后，土方挖掘工程完工。”从深坑中挖出的土，一度被直接堆放在工地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受到侵害的邻近施工人员与康泉新城二期施工方协商后，后者才将土方运走。

这块场地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原址，七八年前该厂迁走，之后这块土地闲置。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10年247号文件《关于调配朝阳区建国路八里桥南1号部分土地用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建设的函》，2011年1月，该地块从市政用地调整为经济适用房居住用地，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下称国家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为各部委公务员建设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26.19万平方米。

枕木防腐厂在此生产30余年，其间需大量使用防腐蚀、抗老化的化学品，多种有机污染物经年不息地慢慢渗入地表土、深层土、地下水，直至更深、更远处。

对此，多个工程队仅知道，在建的是一个高层住宅楼小区，下设四层地库。除了少数相关人士，鲜有人知晓这个埋藏在土地深处的秘密。

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

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此地块后，一些专家曾受邀对该场地进行前期调查。2011年5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称中国环科院)出具了一份公开环评报告，评价了该场地的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大气污染物排放、废水排放和噪声排放的现状。在水文地质方面，报告仅称，该区域地下水属重碳酸钙、碳酸镁型水，污染较为严重。

但这份环评报告只字未提该地块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历史用地和原址环境也未着一字。其后公示的版本亦是如此。

然而，《财经》记者获得的另一份同样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下称《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环科院在2011年3月21日、23日、24日分别对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采集取样分析，结果发现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为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这种碳氢化合物种类繁多，大部分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和致突变性。

《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从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样本中，共检出超过“北京市场地风险评价筛选值”的污染物种类19种。其中，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包括苯并[a]芘、苯并[a]蒽、菲(PHE)等，最大超标倍数甚至超过千倍。其他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最大超标倍数也在三、四百倍。

多环芳烃多具有致癌毒性，是重要的环境和食品污染物。其中，苯并[α]芘更被视为高致癌物。

此外，该地块由于土壤与地下水的相互渗透与系统循环，地下水的污染也较为严重。

《初步调查报告》还指出，此地块需要修复的总土方量为12万立方米。一位参与该项目修复的专家对此表示怀疑，“需要修复的土方量怎么可能就10多万方？那片场地面积的修复，远不止这个数字。”

《初步调查报告》称，这一场地0－7米深度为最严重污染，到达12米深度时，污染物还有超标，按其公布的修复面积1.32万平方米粗略计算，修复土方量应超过15万立方米。

据这位专家称，目前该地块污染土壤的处理几近结束，而地下水修复工程尚未完成。

城市毒地涌现

康泉新城二期污染的土方量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惊人，比其面积更大、修复更难的地块不胜枚举。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北京南三环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聚集地，这片场地有多少做过调查，做过土壤修复？而今这片土地早已纳入住宅或商业开发了。”北京一位参与多起修复项目的专家称。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业外迁。尤其是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企业搬迁风生水起，污染场地大面积暴露。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重庆，2004年至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都位于黄金地段；江苏，连续三年时间内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地块因地理位置优越，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状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开发动力。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但从一份北京市环保局在2005年至2006年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北京市环保局突击调查的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中，有7块场地土壤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达15米，必须经过严格的修复，才能满足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年－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污染场地还不到100块。”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介绍，然而，美国的污染场地大概在四五十万块，欧洲也有几十万块的数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国内不少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人身权利的严重社会民生问题。

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与否、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严格治理，已然刻不容缓。